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所持观点与以上不同。刘德中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认为，“社会建设”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位一体而并非四位一体不可。他认为，和谐社会的主要基础就是确立我国各主要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而这个问题是典型的政治建设与政治文明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建设可以包括所谓的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如果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并列，就会降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与理论价值；只有包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与作为主要理论创新成果的意义才能突出出来。以他的理解，四位一体意义上的“社会建设”问题的提法可以淡化或加以区分，说社会建设的时候前面不加和谐，只在社会发展目标的意义上使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是发展手段、发展方式，三大文明则是发展的内容，三大文明建设才是发展的主要方面。[ 8 ]李业杰教授更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的提法和理解方式是不恰当的，没有摆脱“面式”理解的方式，习惯了把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并列”起来看，而没有注意到这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之间存在的整体性的和层次性的结构方式，没有完整地理解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特点。他认为，关于构建和谐社会问题，中央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将之与三大文明“并列”起来的意思。和谐社会不是与“三大文明”并列的第四个文明，也不是与“三大纲领”并列的第四大纲领，而是推进“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载体。“三大纲领”更多体现了小康社会建设在内容方面的总体布局和思路，“和谐社会”则更多从实践层面上和结果层面上体现了小康社会的具体社会目标导向和社会样态。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整体表现形式，是作为结果的小康社会的整体存在样态。[ 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