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停招的直接动因：财务压力与债务危机

芝加哥大学校方将停招归因于“历史性的资金压力”。这一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

其一，联邦政策变化带来显著冲击。特朗普政府通过的“大而美法案”削减了多项学生贷款计划，导致大学资助来源收缩。Grad PLUS贷款计划的取消对芝大影响尤为严重——2022-23财年，该校研究生通过该计划获得近5亿美元贷款。同时，科研拨款减少、间接成本报销率降低，也使学校年收入可能减少数千万美元。

其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校方自身的高负债运营。芝加哥大学总债务高达63亿美元，超过捐赠基金总额的70%，每年仅利息就需支付超过2亿美元。偿还债务的成本占去了所有本科学费的85%，远高于其他高校26%的平均负债率。古典学教授克利福德·安多指出，这些问题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出现：自2011年起，学校财政持续恶化，通过扩建校园、扩大本科招生来弥补赤字，甚至动用捐赠基金本金掩盖真实赤字规模。

讽刺的是，艺术与人文学院本是芝大最自给自足的学院之一，98%的学术薪酬来自本科学费和捐赠收益，几乎不依赖联邦拨款。然而，在校方大规模举债投资应用科学领域的扩张中，人文学科几乎未获支持，如今却要为全校的财务失衡买单。

二、人文学科博士教育的全美性衰退

芝大的决策折射出美国人文学科博士教育的整体困境。根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统计，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占比已从2000年的11.1%降至2018年的7.6%，而工程、医学等应用学科博士数量持续上升。

人文学科博士还面临培养周期长、学术就业依赖度高的问题：完成学位的中位时间达6.8年，比多数专业更长；超过61%的毕业生进入高校任教，比例是理工科的两倍以上。然而，学术岗位正在收缩。美国历史学会报告显示，2023年历史学终身教职岗位数量创下非疫情年份最低记录；现代语言协会也指出，英语学科终身教职岗位比例从75.6%降至62.0%，非终身教职岗位增加。

政策层面的转向加剧了这一趋势。多个州政府开始以立法方式要求高校调整学科设置，优先支持“符合劳动力需求”的领域。例如，犹他州削减公立高校10%的教学经费，并要求学校以“战略性再投资”方式重新申请资金，导致犹他大学计划削减中东研究、现代舞等94个专业。

三、劳资矛盾与各校的连锁反应

高校财政压力也与劳资谈判相关。例如，波士顿大学在与研究生工会达成协议后，校方仅承诺承担一年的薪资上涨成本，自2025-26学年起要求文理学院各系自行筹措资金。结果，包括人类学、历史、哲学等在内的12个博士项目被迫暂停招生。

类似停招现象已在多所顶尖高校蔓延：哈佛、康奈尔、布朗均计划在2026年暂停人类学博士招生。芝大人文部主任黛博拉·尼尔森在内部信中承认，停招决定“让许多教职员工措手不及”，最初区别对待各系的方案也遭到博士项目委员会强烈反对，最终改为几乎全面停招。

四、教育理念与现实压力的冲突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曾在开学演讲中强调：“教育本身就是好的，不是因为它能带来任何东西，而是因为它能改变你当下的现实，让你体验更多意义之流。”这种以教育本身为目的的理念，曾是芝大人文教育的核心。

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压力与政策环境中，这种信念正被迫让位于实用主义逻辑。当高校深陷债务、政府削减资助、市场就业岗位收缩时，人文学科首当其冲成为被削减的对象——尽管它们成本最低、最自给自足，却最难被纳入“投资回报”的话语体系之中。

芝加哥大学的停招决策不仅是一所大学的财务调整，更象征着一种学术生态的转向：人文学科的价值，正在系统性压力下被重新评估、压缩乃至搁置。

                                                           注：转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