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引发普遍关注。何为最理想的高等教育协同？如何才能进一步推进？围绕这些问题，CAETT（中国教育智库网）采访了清华大学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史静寰教授。
区域高等教育协同是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中国高等教育配置区域不均衡的问题一直存在。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人口、自然地理等因素有重要联系，高等教育资源区域不均衡的状况是由众多复杂原因导致的。之所以说是新问题是因为政策的干预力度和对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进入到实质性阶段，社会比以往更加关注教育机会、过程、结果的公平问题。过去更多是从理论上进行揭示，现在则更加具体化。
京津冀教育协同需要系统设计和功能再造
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公布后，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再次受到普遍关注。在此新阶段，您认为何为理想的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
史静寰教授：
在长三角、珠三角，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地区发展的正向效应非常强，但是京津冀给人的感觉是北京一枝独秀，没有形成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区域发展的效应，这和北京是中央所在地，资源过于集中，对周边形成“虹吸”现象有关。现在政府提出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非常有意义，一定程度上把中国庞大的体积变得更容易操作，通过政策干预，在政策所能够支撑的范围内，改变资源配置和教育整体发展的状况。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仅是北京带动河北和天津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到现阶段应如何重新布局和调整，包括经济机构、社会组织的分布以及教育的配置问题。教育显然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高等教育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带动区域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会对区域产生一种综合效应。从入学到就业，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需要和消费需求会刺激和带动周边经济；高校作为现代知识型组织的存在本身对区域发展即有重要作用；青年人的特有活力对当地社会生活活跃程度的带动与激发等，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对所在区域产生的综合效应。
区域协同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北京将不必要的功能分离出去那么简单，区域协同发展也并不等于发达地区将部分利益让度给欠发达地区。具体到不同群体，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教育，区域协同有不同内涵。区域高等教育协同的重要之意是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使高等教育体系在新的布局条件下激发出新活力。
区域高等教育协同需要进行全新制度设计，重新考虑各个部门、组织的定位。我在以往的报告中，曾提出高等教育的系统转型与功能再造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已经不可能通过小修小改、打补丁就能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需要进行系统转型，这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以后必须要面对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太快，在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很多国家要用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转变。在这几年内，高等教育体系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仍然是同质性很强的普通高校系统，这一系统的核心是以层级，而不是类型来划分学校。但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机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高等教育必须进行系统转型，才能实现从同质向多元的改变。
所谓功能再造也是一样。现在接受高等教育已不再是身份提升的象征。公众认为高等教育回报率不高，没有为其带来期待中的回报。中国高等教育既要考虑精英教育阶段所关注的问题，要培养精英、领导者；又要考虑大众化阶段的问题，满足大众的多元需求，特别是使其具备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相应技能。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我们已习惯用增量改革来扩大体积，这其实是在复制原有系统的一切作为缓解危机的手段，而没有触动原有体系的内在结构。
如果用原来同质化很强的刚性制度应对个体对高等教育的多元需求，那基本是无解的。高等教育内涵已经与原来不同，必须要进行系统转型与功能再造，要考虑它的内在特征、外在形式、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辐射功能。通过一个小的样板带动整个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和系统的再造，这是更有意义的。如果仅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高等教育可能会失去发展良机。
社会上有讨论是否要将北京部分高校搬迁到雄安新区或者河北其他城市。这是在考虑具体的操作问题。高等教育区域协同要从顶层设计进行考虑，要考虑经济、社会、教育、卫生、文化资源等因素的统筹。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中的政府作用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涉及高等教育的系统转型和功能再造。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哪些作用？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史静寰教授：
首先，现阶段的京津冀教育协同还是要由政府来主导。如果没有政府的资源调动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我国的教育和经济不可能发展如此迅速。这也引出另外一个问题——政府主导的新城再造、经济发展中的经验用到教育领域是否同样有效？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教育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有规律。
其次，政府要让度一部分政策和利益。对于一些有意在新区或者河北其他城市设立校址的高校，政府要让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相信在新区或其他城市可能会有好的发展前景。政府要用更开放的心态和政策吸引更有活力的优质教育资源进驻河北和天津。近期，北京大学计划将医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部分功能移植到雄安新区，是抓住了直接和新区建设关联强的部分，这可以很快看到效果，产生收益。
最后，虽然政府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要考虑政府发挥作用的时限问题。政府需要思考：短期内有效的措施，其效果是否可以持续？是否要永远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早期阶段通过提供政策资源培植形成健康的教育系统，政府作用明显，但是，在保持教育系统健康运转，可持续地发展下去方面，这种方式是否依然有效？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社会，乃至高校本身的作用？如何形成更加合理有效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这些是政府更应关注的问题。
京津冀是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您认为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京津冀各方应注意什么问题？
史静寰教授：
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以往虽然已有很多讨论，但是并未出台具体方案，各方的权利、责任、义务并不明确。京津冀需要有“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不但要强调地域性问题，更要在价值层面，强调京津冀是利益共同体，要通盘考虑，不能只站在自己角度思考问题，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能只考虑自己从他人那里能得到什么。要考虑整个区域发展的未来。为了整个区域的未来，各区域可能都需要暂时让度部分利益，兼顾他人需求，甚至要采取一些对于本身不一定马上有益处的措施。
现在存在一个现象：社会对教育的期待特别高，但是对教育的长周期性认识不足；对教育改革的要求特别高，但是给予教育改革的宽容度不足。京津冀高等教育协同涉及多方群体，涉及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不能要求马上见效，要给予多一些时间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