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在学人数超过3500万，高等学校数超过2700所，校均规模超过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不过，质量和公平问题凸显，高等教育发展方式正在从外延式发展转变为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和破解高等教育结构性难题的深层次变革，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高校转型发展要明晰内涵
首先，转变教育观念是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先导。要树立先进的教育观、富有时代内涵的人才观、多样化的质量观、科学的发展观和现代的教学观，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其次，明确办学目标定位是转型发展的基本前提。要瞄准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办学理念和成功经验，找准定位、各安其位、多样化探索，切忌盲目攀比、同质化发展。
第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是转型发展的核心任务。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要服务地方、对接产业，从传统的本科学术型人才或专科技能型人才培养，转变为高素质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在专业建设上，要从面向学科取向或面向职业岗位取向，转变为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取向，处理好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应用型专业与学科协同共生；在培养层次结构上，要从盲目追求培养层次升格和扩大学生规模，转变为注重培养质量和效益，安于本科教育、有条件的尝试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培养模式上，要从相对封闭的人才培养体系，转变为主动面向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就业和创业能力的养成；在课程体系设计上，要平衡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学科专业基础与职业技术能力之间的关系；在评价标准、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和教师队伍建设上，要从学术性和学科性导向，转变为应用性和技术性导向，重视社会和市场反馈，鼓励技术研发、专利研发、技术咨询和科学资政。
高校转型发展要克服功利化倾向
转型发展要坚持遵循教育规律和学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要抑制转型发展中的功利化倾向，如希望通过参与转型发展试点增加本科招生计划、获取专项经费支持，或从专科层次升格为本科层次、获得硕士学位授权或增加硕士学科点、学院更名为大学等。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涵建设和综合改革上，否则，可能会违背转型发展政策设计的初衷，造成新的盲目攀高和同质化发展倾向，使转型发展流于形式、名不副实。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应用型本科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层次，也是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中本科教育的一种类型。长久以来，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和人才培养实践中存在着所谓“断头路”的问题。虽然市场上技术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还不健全，且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存在壁垒，中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乏力，上升通道狭窄，不能很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打通应用型人才上升通道，无论从教育的社会功能还是个体发展角度来讲，都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发展路径上，是职业教育体系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并行发展，构建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还是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衔接融合，克服体制性障碍，搭建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高校之间融合沟通的“立交桥”，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的空间？这既涉及到高等学校分类和定位等结构性调整问题，也涉及到职业教育体系与高等教育体系协调发展等教育体制问题，还涉及到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和政策导向等政府治理问题，对于教育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我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方面，转型发展试点院校要转变教育观念和办学理念，科学定位、各安其位，搁置“身份”之争，不要随意“贴标签”。要放平心态、遵循规律，长期积累、厚积薄发，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的内涵建设上，放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和应用型学科建设上，力争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产学合作育人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有所突破，并接受社会和用人单位的检验。
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研究政府管理和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厘清职业教育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引导试点高校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学校优势特色进行多样化的改革探索，避免新的盲目攀高和趋同发展；要进一步调整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改革博士硕士授权审核制度和招生录取机制，引导部属大学和地方重点高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对接，在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以及搭建“立交桥”等方面协同探索；同时，政府、社会和企业要优化发展环境，提高应用型人才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在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过程中，逐步提升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社会声誉。
高校转型发展要坚持依法治教
依法治校是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优化教育治理结构、提高教育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等学校有权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如何将转型发展政策转化为地方本科院校的自觉行动；如何落实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管办评分离，明确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权力边界，并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特殊作用，都需要在转型发展实践中不断探索。
就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而言，高等教育法第二章“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中的相关条款对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都有明确的培养要求和学业标准。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学业标准不同，培养目标和规格各有差异。对学生掌握学科专业基础理论和知识方面的要求是逐步深入和扩展的，对学生从事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能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转型发展试点院校要积极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跳出专科教育的模式，研究细化培养规格和学业标准，重构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调整和优化课程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自特色；而不能混淆不同层次人才培养的学业标准，简单机械地增减课程或实践环节，将应用型本科办成“膨胀型专科”。
另外，在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名问题上，近年来也引起一些争议，尽管表面上看是学校的“符号”之争，但也透视出办学定位、发展策略、政府导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认为，高校更名应该强调“四个符合”，即学校名称要符合法律法规、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实际校情、符合国际惯例。
高校转型发展要科学借鉴国际经验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使师生资源和教学资源的跨国、跨地区流动成为常态，同时也必然伴随着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和教学方式的跨国传播与融合。教育发达国家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发展应用型大学等方面进行了长期探索，形成了多种模式，如德国模式、澳大利亚模式、北美模式等。中国高校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国外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大学发展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同时，要结合国情校情，避免生搬硬套，积极探索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实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文章摘自大会发言，题目为编者加。）